2021年，一段拍摄于北大校园的短视频令韦东奕意外走红。这位手提大号矿泉水瓶、拎着馒头、头发蓬松、步履匆匆的年轻学者，随着他那耀眼履历被挖掘，韦东奕迅速成为舆论焦点。韦东奕曾经在第49届、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以满分成绩获得第一名，其后被保送，本硕博都在北大学数学，博士后出站后被聘为北大助理教授，他已经在三维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正则性问题、二维不可压缩欧拉方程的线性阻尼问题等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他还与人合作在随机矩阵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的高级能力和不修边幅之形象，几乎完美契合金庸小说里武术境界最高的“扫地僧”形象，更让公众所喜爱，被公众称为“韦神”。
其后，社交平台上就流传着不少拍摄韦东奕上课、在食堂吃饭的短视频，他已经妥妥地成为明星。但韦东奕一直只关注学术工作，并没有入驻社交平台。直至前些天，韦东奕和他的外甥们亮相了抖音，笔者还去评论了一句说韦神是“被迫营业”。
6月4日22点，韦东奕正式入驻抖音和B站，他发布了一条14个字、7秒时长的视频，内容是：“大家好，我叫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结果就火爆了！几天时间，截止到6月10日，韦东奕的抖音粉丝已经超过2400万！（他在B站的粉丝数是50多万）。
从几年前的偶然“出圈”到几天前的必然“火爆”，其浅层的原因是数学和数学家的魅力。
记得笔者很小的时候就仰慕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等数学家，因为老师、同学经常说起他们，而即便是一些小报小刊也会编撰一些陈景润的故事来吸引人；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原本只有专业人士才关注的数学问题，也成为了公众“一知半解”但又“如雷贯耳”的词汇。
中国人向来热爱智力游戏，九连环、七巧板、华容道、麻将、象棋、围棋、军旗等等不胜枚举。而数学更是考究智力的一个大类，其地位比智力游戏更高，甚至有些人崇拜数学，其原因如下：
1.数学的确定性。因为数学的确定性，答案的对错很容易验证，算出一个数学问题并验证正确的话，很容易给人成功感。这一点跟智力游戏类似，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也是“力量”的一种体现。这一点尤其很容易吸引男性，让男性感受到成功。
2.数学能力的易测性。因为确定性，所以以数学进行测试，就很容易衡量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数学题，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被测试的人所提交的答案，对与错分明，甚至被测试的人自己都能知道自己会不会、做得对不对，所以常能心服口服。
3.数学的完美逻辑。数学的逻辑是完美的，因为数学本身就是逻辑。人们在数学的学习和运用当中，甚至能感受到“美”。
于是，公众也很容易认为数学能力强大的人，就如同拥有超能力的“神”，会仰慕其“强”、喜爱其“美”。
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数学要比其它任何学科更抽象、“数学好”是聪明的代名词，数学训练能够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观念深入人心，似乎一个人如果学好了数学，他就能做好一切事情。于是奥数就成为了中国老师和家长都十分重视、而有些孩子备受折磨的课程。
如果再往深处想，韦东奕现象的背后所折射的价值观冲突与时代焦虑，更值得我们分析。
一、学术神坛与世俗目光的错位
在韦东奕现象中，最直观的冲突源自于学术评价体系与大众认知的割裂。当媒体聚焦韦东奕“不修边幅”的外表和“清贫”的生活方式时，本质是将“神秘”的学术成就简化为可消费的“奇观”。——老一辈的数学男神陈景润，也曾被小报小刊消费过他和妻子由昆的故事，以满足当时老百姓的窥探欲。
在韦东奕身上，也暴露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双重期待：既希望其保持“超凡脱俗”的纯粹性，又试图用世俗标尺丈量其人生价值。——公众在“围观”的同时，心里也有各种尺子：关于物质的尺子。其实，真正的学术精神，往往就直接包含了对物质世界的超越。中国人从古到今就喜欢说“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所谓的“隐”就是把“物质”需求放到最低。韦东奕的简朴本是学术专注的自然投射，却在舆论场中成为了可供解读的符号，甚至因为各种解读，就产生了更多的网络梗，比如：买矿泉水要买大瓶装的，因为韦神肯定算过了，大瓶装性价比最高。
而就在公众惊叹其数学天赋和数学成就的同时，不少人仍不自觉地以“成功学”框架评判其人生选择。如果深思一下，会发现：社会公众对其“社交能力”或“生活质量”的质疑，实则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将个体生命意义简化为可量化的社会资源。这种集体无意识，恰恰映射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焦虑：我们既渴望出现改变世界的思想者，又难以摆脱对“标准化人生”的执念。
简单说就是在令人高山仰止的智力“大神”面前，公众却只能以世俗的、功利性的方式去评判。——当然，这也是所谓“粉丝”的典型特征。
二、教育异化与学术生态的隐忧
韦东奕的走红，也无意间揭示了中国教育生态的隐忧。在“奥数热”与“清北崇拜”持续升温的当下，公众对韦东奕之成就的追捧，常沦为对“成功路径”的想象性投射——希望自家孩子也能通过类似渠道“成功”。当媒体将韦东奕塑造成“寒门贵子”的升级版时，恰恰遮蔽了更关键的教育命题：如何构建让历经教育之后的学者们潜心钻研的学术共同体？如何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制度保障？
值得警惕的是，过度神化个体学者可能遮蔽系统性困境。韦东奕现象背后，是青年科研人员深陷的“内卷”现实：职称晋升的激烈竞争、学术评价的僵化量化、生存压力的持续攀升。在“SCI至上”“影响因子崇拜”的指挥棒下，青年科研人员被迫陷入“论文工坊”的生存模式。中国科协调查显示，35岁以下科研工作者平均周工作时间达58.6小时，其中用于应付考核指标的时间占比超过40%。当学术成就被简化为期刊分区与引用次数，韦东奕们手写板书的治学姿态，反而成为需要被特殊保护的“活化石”。
笔者认为，当社会将希望寄托于“天才个体”时，本质上是对制度性缺陷的逃避。真正的学术进步，需要的是让更多普通学者得以体面钻研的制度土壤，而非制造供人膜拜的学术偶像。毕竟，衡量一个国家学术生态健康度的标尺，不是能否产出个别天才，而是能否让每个心怀学术理想的青年，都能在制度保障下体面地追寻真理。这种制度土壤的培育，远比塑造学术偶像更具建设性，也更能回应韦东奕现象背后真正的时代之问。
笔者曾听某位高校的高层领导说，高校里的年轻学者压力太大，忙到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因为这些事耽误时间。可即便如此，在科研这条赛道里，真正能卷出来的王者，实在是少之又少。
三、精神突围与文明重构的可能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韦东奕现象恰似一剂清醒剂。他对数学近乎虔诚的热爱与对物质的淡泊，构成对工具理性的温和抵抗。——他自己只是很纯粹地热爱数学、热爱自己的工作。这种选择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跃升，不仅需要技术理性的突破，更需价值理性的坚守。当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引发“知识贬值”的焦虑时，韦东奕们所代表的人类原始创造力，恰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人类智慧之光。
然而，这种精神突围不应止于个体选择，更需制度层面的呼应。如何构建更包容的学术评价体系？如何确保科研经费流向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如何营造尊重多元价值的社会氛围？解答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能否在科技竞争的新赛道上，培育出真正具备原创活力的学术生态。
而对于普通人、社会大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本质是当代精神困境的缩影。当算法精确计算每个决策的最优解，当社交平台将价值观压缩成标签符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守护人性的温度。这种守护不是对工具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其边界的清醒认知——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放在教育上说，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整个森林的生态，但可以在自己的精神园地中，为价值理性留出一片净土。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扫码支付购买纸质书”的悖论，当“晨跑轨迹记录”不再掩盖运动本身的快乐，我们便在工具理性的铁幕上，凿出了属于价值理性的星光。这种微观层面的觉醒与行动，应能汇聚成推动文明形态演进与重构的磅礴力量。
结语
笔者估计，韦东奕现象还将火热一段时间；如果韦东奕持续在社交平台上活跃，可能其火热时间会更长。但，如果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一点，韦东奕现象终将归于平静，但其激起的涟漪值得久久凝视。这个时代既需要韦东奕们对真理的执着追寻，也需要社会对学术生态的深刻反思；即需要将关注焦点从“天才神话”转向制度土壤，也需要思考如何从“个人奇迹”转向文明根基。
对于普罗大众，也许就是在娱乐与消遣的同时，得到点启发就好了，起码是有了启发。
作者：老痛
2025.6.11 于 海口
Ps：工具理性，又称技术理性或效率理性，其核心在于通过精确计算、以最优手段达成特定目标。价值理性，又称实质理性，关注行为本身的道德、伦理、美学等内在价值，而非单纯追求结果。工具理性以手段有效性为核心，价值理性以行为内在价值为核心。《拯救大兵瑞恩》的伦理冲突：救1人可能牺牲多人（工具理性），但不救则违背国家正义（价值理性）。再简单点说：认为“上学是为了工作”，这是工具理性；而认为“上学是为了提升自我”，这是价值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