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鑫 | @老痛 | ToonKam
海南文昌人口中的“吃闲”，指的是做闲工，指人有能耐，不用去做苦活（体力劳动）也能挣到好多钱。“闲”与“苦”相对。这与普通话语境中的“吃闲饭”截然不同。当用普通话说某人“吃闲饭”时，往往都是厌恶某人没能力。而文昌话的“吃闲”恰恰体现了讲话者的羡慕，譬如乡下人羡慕电视上的明星、官员、白领等人“吃闲”的，看上去这些人张张嘴吼两嗓就赚钱、坐在空调写字间里就有工资。
作为一个文昌人，我从5岁记事开始，“吃闲”一词就开始高频的出现。我父母是典型的农民，从族谱上看，自福建移民到海南的祖先们，也大多是渔民、农民。只是偶尔看到某一两位祖先是清朝同治或光绪年间的“文林郎”。乡下人还以为这是官员。我长大后知道，这也就是捐点钱要一个体面散官称号罢了。——所以几乎可以总结：想成为吃闲人不容易。对着每一个有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孩子，很多父母会说：好好读书，将来吃闲，要不然又跟父母一样修理地球、吃苦。苦口婆心的父母们会利用一些话素来教育我们“吃闲”与“吃苦”的区别：譬如穿着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的出入办公楼宇，而不是衣衫褴褛光脚泥腿的奔波在田野山林。譬如手拿钢笔审阅文件还有美女相伴，而不是提着锄头翻着土块只有老牛在旁。
上述的论调，跟自宋代起就响彻神州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自古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深入人心。虽然封建社会的贵贱排序中，“农”不是最低贱的，甚至在“士农工商”中排名第二，但其实这个排序不过是按照“士”的需要来排的。古代皇帝开春要“劝农”，皇后娘娘可能要象征性的喂一下“蚕宝宝”，以此来鼓励天下人重视农桑；士大夫阶层虽然可以清高无比，却依然需要基数庞大的农民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都不大会明面上去说农业、农民的低贱。——但农民们心中却是清清楚楚的，正如那句苍凉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样，他们的低贱、辛苦是非常具体而可感知的。
都说文昌人尊师重教，其体现不仅仅是文昌境内良好的教育条件、拥有全省唯一的千年孔庙、拥有百年名校文昌中学、华侨捐巨资办学等等；还体现在农村家长们不断教育孩子要吃闲，并且从其效果来看，也确实有效，看看文昌名人录就知道了，文昌人中诞生了不少政商界巨子、文教界大家。我们尤其要感谢这个大时代，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大城市一茬又一茬的收割着读书出来吃闲的农村青年，也让无数家长们梦想成真甚至跟着吃闲。
可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文昌乃至中国几千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智慧的人，但，却没有几个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劳动再去改变农村、农业、农民（我还是简称“三农”吧）。于是说到“苦”，在过去的那么多朝代里最著名的论断即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了灿烂的、几乎不间断的中华文化，但是三农的状况并无太大改变。不管是科举、入仕、经商还是打工，农民以及农民子弟争着要脱离土地劳作。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吃闲去了，留守农村的人也无力去改变在农村吃苦的状况。
这种状况很真实，真实到哪怕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人依然能有所感知。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个习主席所言的“新时代”里，“乡村振兴”工作是多么伟大。我国历朝历代事实上从未有过如此热火朝天的要改变三农。
因为工作关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频繁穿行于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西北等地的农村。农业生产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问题。我们在乡下做工程时需要请工人，50多岁的算小伙子壮劳力，60多岁算年轻人，70多岁最常见。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乡下，我们在村里碰到一个看上去不到50岁的男子，有些小兴奋，后来得知他是因为智障不得已留村的。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去了，挣了钱回乡下盖房子，逢年过节回来一下。——当然，年轻人在城市未必是吃闲去了。
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苦”，是人们夜以继日汗流浃背的干活、生活却不见有多少改善。但是事实上好些人在城市里也是“苦逼”的生存生活的。世界很公平，如果你不偷不抢不骗不走灰色路线，那么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所创造的价值。
这几年农村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农业产业的逐步成熟，农民确实要职业化——也就是说，农民正式成为职业，而不是“生活在农村的人”。我在四川的仁寿县碰到一对年轻夫妻回乡创业的，以前男子在成都给房地产公司做模型的，后来他们回乡租了一百多亩地搞种植。现在越来越多的种植养殖业是由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公司在运作，农民成为这些经济实体的员工或者临时雇员。从这个层面来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开始进入快车道了。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农业也可以不是那么“苦”的。机械化、科技化的大农业园区里，我们常常看到好多农业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农业一线应用所学知识、用科技改变生产、用互联网做着销售。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相信那种辛苦的感觉会发生改变。再加上这些年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在几十年前所不敢想象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好多原来做其他产业的老板大规模投资农业，包括联想集团、恒大地产、碧桂园等等。
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今日再说这话就更加合适了。只不过跟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农业已经逐步被改变。于是“吃闲”一词的语境也在发生变化：在农村做农也可以不用那么苦，也可以挣到钱，也可以有大成就；而在城里混吃等死的闲人却显得更加没有盼头。
从“吃闲”一词上可以看到的是：有些看上去不高的目标的实现，却要历经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努力。
文/黄循鑫
2018年5月26日于重庆（初稿写于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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