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鑫 | @老痛 | ToonKam
前些时间挺火的一个事件是著名的“致良知四合院”被指精神传销，有这么一个很猛的标题《致良知被指精神传销：多位会员身家百亿，有人跪地称自己畜生不如》，光看标题就画面感满满。在这次风波中，致良知四合院的官方微信号也出了一篇《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的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王阳明先生的生平（一个文武双全之人的牛叉生平），也应该是致良知四合院的“言志”之文。这文章被我身边几个加入了致良知四合院的朋友所转发，于是我就读了，也读到了这首王阳明的《睡起偶成》：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
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
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
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我如今也四十余岁了，常常有感于孔子所言“四十而不惑”，是的，在这个岁数人会变得坚定。就像王阳明的一句“不信人间耳尽聋”，他那撞钟的热情、被认可的企求非常的坚定，同时也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坚定。我对于王阳明等人的“心学”没有什么钻研，估计有大把的学者可以列举其思想的局限性吧。但是这并不妨碍当今有人将这个“IP”商业运营起来，尤其是这个IP当中有两个词很好用，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致良知”，听上去就很舒服。
我是在2018年看到一个朋友背上了“致良知四合院”的背包（仿TUMI的款式），其后在另外一个朋友的企业以特邀嘉宾的形式参加会议，却要站起来一起诵读从“致良知”的文本。作为一个国学爱好者和对群体行为十分警惕的人，我是起了鸡皮疙瘩的。
后来我才得知，那个“致良知四合院”的背包，被命名为“勤学包”。也可以说就是企业家等人的“书包”。如果套用一下国学的说法，企业家过去被称为“商”。这几千年的社会变革中，商人至关重要，而也地位特殊，加之社会大背景所形成的商人群体特征，其精神困局很具有代表性。
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在“士农工商”之末；在新中国刚开始时，商人也被视为“投机倒把”之流；而哪怕是当今商品社会大背景下，商人依然常常被说是“无商不奸”或者“无奸不商”。感谢这个时代，商人成为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中国几千年的儒学传统，不管大家有多少人能读懂，但仅仅是泛起的沉渣、鸡汤式的只言片语就已经相当够用了。于是，有些“有文化”的商人开始标榜自己是“儒商”。这里的“儒”，指的是标榜儒学所提倡的“道德”，而并非“儒家学问”。其外在表现（或者说“表演”）往往是：穿唐装布鞋、收藏传统艺术品、把玩儒释道的手串挂饰、捐资助学、敬老爱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
除了这股让人难以辩驳的传统风尚，还有一股来自西方比如卡耐基系列的精英风尚。其中以某安之的成功学为代表和巅峰。是的，我们看到了众多企业家好像是背上了书包，拿起了书本，爱起了文化。这成了我国的一个特别大的产业，不仅一群群大小商人交了不少智商税，同时也有不少人催眠了自己催眠了别人。除了商人们热衷交际、渴望慰藉以外，也说明了人们不管贫穷富有，都必须为自己寻找精神依托。人们既然选择穿上了衣服，就没人真想当禽兽。
但是要再分析下来，会发现这种强烈的“求正道”之风，恰恰是因为“钻营”之力是那么的强。
领导人曾经总结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勤劳。如果要补充一下，这“勤劳”之中，很大的成分是“钻营”。商业上的钻营在“笑贫不笑娼”的精神支撑下，小到缺斤短两，大到杀人放火，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在食品行业的地沟油、三聚氰胺事件；比如在旅游行业的天价海鲜、青岛大虾事件；比如基建工程行业的豆腐渣工程；比如软件行业的各种盗版；比如保健品的夸大效果；比如打不尽的非法传销；比如微商为了拉下线的造假；比如网络上欺骗情感和金钱的“杀猪盘”等等。从客观上说，我们为了这个新时代，都做出了牺牲。我们“享受”过抗生素食品，我们一家三代筹资为房地产商交钱，我们进行过贿赂或者商业贿赂，我们经常被骗子骚扰，我们甚至被潜规则欺负过……这些牺牲所营造的环境就是拜金主义——不拜能行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商人们一边钻营着，一边在求正道。刚刚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没有了市场，因为商人自己开始读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割裂”？因为所谓“正道”确实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而钻营，是当下的物质基础。
伟人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的，历史车轮无情滚滚向前，任何个人无法阻挡，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商人们要做出应对。求正道，就是寻求价值观的支持。而钻营，就是寻求实现价值的方法。只是希望，所有的钻营是不损害公序良俗、不损害他人权益的；希望商人们的人格别分裂得太厉害，毕竟现在商人们是经济生活的中流砥柱！——也许，这就是正道。
黄循鑫（老痛）
2020年1月11日 于 海口·紫贝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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