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斑驳，三味清风——祝贺文中百年校庆

　　今年11月，我的母校文昌中学将迎来百年校庆，黄有宝、李经柳两位老师嘱咐我写一篇关于母校的文章，我却迟迟难以下笔。我是一个不怎么记忆往事的人，因为我一直忙着赶路，很少有空回头看。又或者说，我像是一头在赶路的驴，在重压之下不断向前，当有闲回头看时，只见影影绰绰，不那么真切了；只是，依稀的，一阵风吹了过来，我轻轻的闭上了眼睛，享受那十多年来的味道。
　　
　　一、初识翘楚
　　
　　1991年，我以新桥镇第一名的成绩升入文昌中学初中尖子班。对于我来说，仿佛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乡下没有幼儿园），我就是班里的翘楚。并不是我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勤奋，而主要是因为我十分的热爱学习。我们乡下的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五年级时我就从东路镇转学到新桥镇，离开了父母，寄读在姑妈家。因为总是在年级里拿一二名，加上常在书法、作文比赛中获奖，所以也算是个小名人了；虽然我从来不骄傲，但我确实很享受这些荣誉。在上了文中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小小的井底蛙。
　　
　　现在回想起来，我迈入文中的大门时，做对了一件事，一件至关重要、影响我一生的事情，我要感谢文中这个平台。
　　
　　在姑妈家寄读时，由于我性格内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所以被姑妈、姑父批评说是“万金难买一句话”。我一般一天只跟他们说三、四句话。回头想想，如果我现在家里有这么样的一个小孩，我也憋得慌。
　　
　　小学毕业时，正是流行“生肖解说”、“星座运程”的时候，我也买了一张，这张东西上面写着：“属马的人，性格奔放……”之类的话。我这匹闷骚的“马”
　　看了之后，立刻觉得应该奔放起来。当时要面子的我认为，在文中没人认识我，我可以好好改变自己。
　　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刚进入初一时，班主任是林日新老师。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师，也很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呢，为了让自己能“奔放”点，于是主动要求做班干部。不过呢，说来惭愧，我刚开始是当学习委员，但是很快就没法当下去了，因为班里头学习比我好的人一大堆。真如同是从小池子来到了大海中。
　　
　　据记载，文昌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清朝嘉庆年间（1804年）的蔚文学院，于1908年改设为县立中学。要说这百年里，文中翘楚不计其数，我算什么？在老一辈的校友中，我知道的不多，只对陈序经还算了解一二。而在同辈的校友中，蒋清野、符望、廖海生、黄德伦、符永卫等等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也仍然能轻易想起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和文笔风骚。
　　
　　——或许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到了文中以后，一下子难以找到位置了。在文中“混”，是要讲究策略的。在我发现自己脑袋反应比较慢之后，我更是热衷于我的“奔放事业”了。在文中的六年间，我几乎全程参加了学校的所有活动。从班干部开始，到学生会宣传部，再到紫贝文学社、广播站，事实证明，我虽然没能在学习上有多大作为，但毕竟得到了自己的一个天地。多年后的今天，尚有不少校友能在网上指认我当年的二三事。
　　
　　二、遭遇豪放
　　
　　“请黄循鑫到 台来！”这句话让我享受了许多年。那时，因为我书法出众，所以学校的大会小会有许多写字的活儿都是留给我的，包括给领导写“名牌”。黄有宝老师通过广播喊我，并不是请我去坐 台，而是叫我去写字或者布置。但毕竟有两千人听到了“黄循鑫”和“ 台”有某种关系，我那颗小小的虚荣心简直快爆炸了。
　　
　　当然，因为曾任紫贝文学社社长、《紫贝风采》报主编，所以有时看着自己的大名被印成铅字，更是有一种自恋般的狂喜了。
　　
　　高三的时候我已经不怎么参与学校的活动了，毕竟老师很担心我的学业；但是我却堕入爱情中。其实，我的班主任符瑞禹老师应该是知道的，但和蔼的他从未跟我谈这事，我很感激他。不过呢，我那时候学习非常勤奋。我属于慢热型的人，我居然是到了高三才知道如何更好的读书。
　　
　　高三时，我的每一天就如同是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准确，除去一点少得可怜的谈情说爱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学习，并且是狂热到令我自己都吃惊的地步。当时除了不断的温习学过的课程外，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读字典、成语词典、英语杂志以及历史书籍。我的普通话发音基础就是那时候学好的。说来惭愧，都高三了，我还要温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
　　
　　或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我慢慢的将学习补了回来，我最终以超过分数线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那次，我的成绩位列文中文科第三名；那次，我非常激动的领了一次奖学金——在文中六年唯一一次获得奖学金。
　　
　　我跨越八千里路，来到了以“豪放”著称的东北黑土地上。吉林大学也算是大牌学校了，翘楚更多，我的位置更难找。不过，我的策略依然跟在文中时差不多，文中留给我的财富成了我的本钱。
　　
　　我靠着在文中时的基础，顺利的当上了学生干部，顺利的做上了文学青年，还顺利了的成立戏剧社、书画工作室，顺利的成为院里的知名人物。在那段时间里，我也深刻体会到了文中的气质。不少中学同学都曾说，文中出来的学生身上有一种气质。——或许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吧。当我们脱离了文中，放在了另外一个环境中时，显现得更为强烈。
　　
　　不可否认，文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所农村学校，大部分学生还是农民的子弟，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仅仅是一个小城镇。虽然，文中与南洋一带联系密切，但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与今天，基础在“大陆”；虽然，文中人才辈出，但其他学校也在迅猛发展中。所以说，文中的劣势也是有的。但是，当我换了一个环境，与众多不曾相识的人相处时，我觉得：文中或许没法给我“豪放”，但是，她给我了“包容”。就如同老师包容我犯的错，就如同同学们的心照不宣的轻轻一笑。
　　
　　在东北时，朋友们说事几乎是同一个模式的：喝点小酒，拍别人的肩膀、拍自己的胸脯，很爽快。但却不够细腻。
　　
　　我记得在初三某个快临考的晚上，李经柳老师推着自行车来教室外找我。简单的跟我聊了几句。他当时担心我考不上文中的高中，因为我成绩不是很突出。他说，我为学校做了很多事，学校也会照顾我的。他传达的信息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细腻的到达了我心里。他没拍胸脯，没有做承诺，但是他表达了他的担心与关照。虽然后来我还是顺利的考上了高中，没有享受到这份照顾，但是当时情形难以忘怀。
　　
　　三、享受孤独
　　
　　2001年，我从大学毕业后，回海南来工作。当时我在网上已经小有名气，经常会发一些关于海南的思考文章。记得当时还曾经发起过一个关于海南籍学生是否应该回海南工作的讨论，响应者众。
　　
　　我回海南工作，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家在海南方便些，其次这也是我的策略吧。毕竟，当时家贫，我要考虑的是先就业、后择业。记得当时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去广州或北京找工作？我简单的回答了一句：我没钱作路费。
　　
　　刚在海口工作的那段时间，比较要好的符永卫同学在南开大学毕业后留在天津工作了（后来去了北京），陈名锐同学失踪了（2008年才见到人），陈兴、陈勇、岑强等等大部队在广东工作。在海口的同学真是没多少。当时也就是跑去王振浪或者蒙绪政家，喝点小酒吹吹牛。走在当时萧条的海口街头，真觉得好孤独。
　　
　　其实我也知道，文中有很多校友在海口都“混”得不错，大家到时候看看文中的校友名册应该就知道一二了。但是相比之下，文中翘楚们在岛外、海外的更多，尤其是在国家不再安排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之后。
　　
　　其实说起来挺遗憾的。我工作这么些年，一直都参与招聘的工作，海南有不少单位招不到合适的人；我在众多求职简历中甚至很难看到文中人。其实文中人对于“海南”的了解确实有限，或许这就是“灯下黑”吧。试想想，在文中读书几年，很少有机会切实的去了解社会。在外头读书了以后，更是不了解海南了。于是，在就业判断时，可能就根本不会选择海南。
　　
　　反正，我也习惯了。看政府公开的数据上，文昌这么多年来人口没怎么增长，人哪去了？外流了吧。这就是文昌的文化。所以我慢慢的也学会了享受这种孤独。
　　
　　——或许有人会跟我究字眼，说，你这是“孤单”不是“孤独”。但我要说的确实是孤独。在文中六年，因为一样的背景、一样的教育、差不多的经历，所以我们同学间交流思想与情感真是十分的快捷。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差北京，几乎每次去都会找符永卫同学聊聊，一是扯扯淡，一是长长见识。今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我和王振浪、符永卫三人在北京又聚了一次，男人之间不聊情感，只聊思想，感觉真好。在海口，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人不在，也因为人都忙。
　　
　　我侄子也读文中，所以我近几年也常到文中看看。有时我孤伶伶的走在那绿树成荫的校道上，对过去的记忆早已不确切，不记得哪年哪月的哪一天我和谁做了什么，不知道那个亭子里、那棵树底下有没有过我的什么事，只是当我不去追究这些细节时，我发现我其实已经融化在这里，十多年了，还去分辨做什么？百年斑驳之下，我那点孤独又算什么？微笑着享受吧！
　　
　　——贺母校百年华诞！